今天看见贾樟柯转发一个视频,是一个长得粗糙憨厚的小眼睛中年男人,在一间破房子里录制了一段自己唱的歌,贾樟柯说:“这才是唱歌。” 我看了不禁觉得有些天真直白的可爱,噗地一下笑出来。

贾樟柯最近回山西老家,每天都会拍几张照片展示自己去了哪里,所到景区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三百线县城风光,也大摇大摆去了小台球厅,也在高速路服务区吃过香菇炖鸡方便面,也跟赤裸上身扛木料的哥们一起合影试了试扛木料。

今天也为了一个乡土视频里传出的歌声发出不带拐弯的赞美。

中国的名导演里,只有贾樟柯依然漂在贫穷上,没有准备让背部脱离现实的水面。他对底层人物面孔的表现形式,对他们平等、平静的关切是他作为导演最为卓越的才能。

我历来不喜欢过去中国主流文艺作品里把贫穷落后塑造得可歌可泣,似乎受苦受罪倒成了人类最为伟大的事迹。可到了近十年,主流的价值取向突然矫枉过正掉了个个儿,贫穷不再光荣,媒体对穷人围追堵截,从思想、着装、饮食、行为、工作、婚姻……方方面面叱责、数落他们身上的“穷味”(比如对比饮食文化时,嗜辣就与祖上受过穷挂钩)。贫穷成为一个人的耻辱,乃至能让一个国家蒙羞。

所以才有大学生振振有词地质问贾樟柯为什么要拍摄中国“不堪”的一面向世界展示,并且在之后面对贾樟柯的愤怒时同样强硬地回答:“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以为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面前,女人可以不被当做人,被视为可以剥夺部分人类权益的另一个物种。没想到在巨大的贫富差距面前,穷人也渐渐不配被当作人,被视为应当从世界上抹去的隐形害虫。

男人觉得女人被强奸等同于企鹅被海豹强奸,是跟人类社会没关系的事,既得利益群体觉得穷人的命运等于垃圾车的去向,谁也不想关心垃圾车会开往哪里。

自豪感来自于同甘,共苦就是拆台。

消费主义对贫穷的污名化运动与民族主义两相结合,促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不算是受过穷的罪,但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关于贫穷并没有什么难堪和羞耻的感受,都是一些中性的甚至挺有诗意的回忆。

我记得一个小学的男生蹲在教室外面,他袖子的手肘处磨破了一个大洞;我记得被一个女生邀请去她乡下的外婆家玩,在绿树环抱的山间木楼里住了五天,每一天我们都跑上跑下玩捉迷藏;我记得我用硬币买过的便宜零食;我记得小时候有一双鞋子穿了又穿,穿到侧边裂开了补上又再裂开……

中国仍有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但对贫穷的轻蔑、冷漠却愈演愈烈。

前几年一名单身母亲在超市里偷一只鸡腿被当场抓住,经过盘问调查才知道她是想偷来给收养的患重病的女儿过生日时吃,因为所有收入都被治疗费耗尽,到了什么都买不起什么都舍不得买的地步,女儿的生日又临近才决定偷窃。这是一则令人心碎的新闻,可是相关讨论中不乏“不管什么出于原因也不应该当小偷,犯罪就是犯罪。” “没钱可以去工作换钱啊,可怜就可以偷吗?”之类的言论。

上个月早上开车出门时,看见道路边原本应该摆着早餐摊点的地方空荡荡的,心里还在担忧疫情管控让那些靠一个小吃车一个小摊子谋生的人群怎么办呢?本月突然间“大赦天下”,“地摊经济”被推到风口浪尖,媒体纷纷跟进,宣传摆摊赢家,社交网络纷纷玩梗,把摆地摊说成那么轻松快乐的一件事,仿佛多讲几句俏皮话就可以给阴云密布的社会冲喜。

一个生活困顿走投无路的母亲被苛责,一种被逼无奈才会走上街头的谋生方式被用来嬉笑,穷人面前的“道德完人”、“相声艺术家”们是傲慢无知得过头了。

2020年,在“繁荣富强”的潮流里,依然是贾樟柯睁着他的眯缝眼,看着县城,看着小镇,看着农村天籁之声。他不为它们感到难以启齿,就像五年前他说庞麦郎那首被所有人嘲笑的《我的滑板鞋》让他听到哭了一样。

 

“不要嘲笑别人的故乡,不要嘲笑别人的口音,也不要嘲笑别人的头皮屑。这些,你也拥有。”

“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

“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困苦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贾樟柯